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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实现南北统一
作者(摘自):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12-24

    1928年12月29日,东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旗,宣布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子承父业的张学良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为了结束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国家无内战而保永久和平,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冲破重重阻力,顶住内外压力毅然实行易帜,中国南北得以和平统一。保卫了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和平统一。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东北易帜”。

    但凡一个伟大事件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东北易帜这一大事件也不例外。从酝酿到实施也是一波三折。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等国民党新军阀各派发起对北洋军阀奉军的新的一场军阀混战。5月3日,日军借机出兵,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张学良不忍百姓遭受战争的摧残,主张“息内争,御外侮”,说服了其父张作霖于5月7日发出息兵通电,提出了“南北一家”口号,并逐步将奉军撤回关外。6月4日,张学良、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会谈,孔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正式提出了东北易帜问题。此后,张学良成立了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专门与南京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迈出了东北易帜的第一步。同时,国民政府也派代表刘光、张同礼到沈阳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东北必须首先易帜。张学良对易帜,实现三民主义毫无疑义。双方在宗旨方面达成一致。经过几轮磋商,最后商定于7月22日东北易帜。

    考虑到日本对东北的威胁,7月16日,张学良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郞处,就与南京方面商谈易帜一事征求意见,林答复说要先请示日本政府。7月19日,林久治郞拿着日本首相田中的信找到张学良,表达了日本政府反对东北易帜的态度。为了避免日本武装干涉,张学良决定推迟易帜。7月25日,蒋介石在北京饭店召见奉方代表王树翰等人,再次强调,易帜为东北自主权,不应受日本干预。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下,26日,张学良通电全国,表明自己的态度,决心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

    看到张学良仍在筹备易帜事宜,8月8日,日本首相特使林权助与林久治郞一起找到张学良,声称如果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情事,为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张学良也不示弱,反击说:“贵方诚譬之如良友,但南京政府则譬之如主人,就理性而论,似当先听主言,然后容纳友见。”林久治郞当即大发雷霆。叫道:“我就是不准你挂旗”。日本人的粗暴干涉令张学良气愤至极。他私下对周围的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虽然不满,但同时又感到威胁。他意识到易帜问题重大,不能轻举妄动。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议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委员。10月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张学良在双十节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同时更换旗帜。13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表示定会实践前约、昭示国人决心,但因顾忌外交环境,“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复滋意外纠纷”。张学良一再推迟易帜,一则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干预和武力威胁,再则也因为蒋介石对东北的外交及政治分会的执掌权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张学良心中没底。直到12月6日,蒋介石让邢士廉带给张学良一封亲笔信,答应东三省对外问题中央负责,内政问题仍由现职员维持。张学良这才下定决心,于12月24日致电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二十九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26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了张学良决定易帜的密电,正式向各机关通知了易帜日期及旗帜的尺寸样式,同时要求事前严守机密。

    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宣誓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同日,东三省各地主要机关降下了民国的红黄蓝黑白五色旗,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

    从1928年6月至12月的7个月中,为了顺利实现易帜,避免引起日本的武力干涉,张学良一面在外交方面与日本虚以周旋,派莫德惠趁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加冕典礼之机,刺探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的态度。一面利用东北民众的反日情绪,渲染东北易帜民意,在舆情上给日本侵略者以压力。7月19日热河易帜后,东北各地纷纷致电张学良,询问东北易帜日期。1928年11月6日,延边农工商联合会通电全国,吁请张学良即日易帜,并主张吉林省民众应于11月15日自动易帜。同时,又加强内部管理,清除了奉军内部的反对势力,确实掌握了东北三省的控制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做好这一切准备,并同南京方面获得了对等条件后,才断然易帜。

    东北易帜虽非临时起事,但因是在复杂的环境下,秘密进行,各地准备并不充分。当接到易帜密电时,各衙署大都没有详细的规划,甚至都没有准备好青天白日旗。比如奉天全省烟酒事务局在接到密电时已是28日,要在一天之内在秘密的状况下,制备好旗帜,颇感为难,无奈只好向大衙门求援。甚至于在易帜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处悬挂的旗帜仍然是乱象横生。省公署已悬挂青天白日旗,而在省城大西边门上还挂着民国的五色旗,小西边门的铁栏杆上,铸着清朝的黄龙旗。当时的《盛京时报》上曾有记者质疑“大西五色虽去,小西黄龙犹存,王气销沉矣,陪都重镇乎?”嘲笑省城三旗同现的“奇观”。不仅如此,各机构悬挂的党旗、国旗也是位置不定,大小不一。为此,辽宁省政府主席翟文选在1929年5月特意发训令转发了国民政府关于党旗、国旗悬挂的位置的规定,“以昭慎重”。

    但无论如何,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东北的阴谋,宣告了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军阀的覆灭。
 


 
1929年,辽宁省政府关于统一党旗国旗悬挂位置的训令



奉天全省烟酒事务局向警察厅请发青天白日旗的密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