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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名将珍贵手迹
作者(摘自):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01-07

    文献遗产名称:戚继光签批申文档案
    文献形成年代:(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八月
    文献数量:1件
    文献保存者: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戚继光签批申文档案,是馆藏1081件明代档案中的1件。2003年,该档案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档案是戚继光出任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时,登州卫指挥使司为地方赌博事向他呈报的一份申文。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明代档案被称为“信牌档”和“屏风档”,因其来源于沈阳故宫所藏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信牌皮囊夹层及屏风裱纸而得名。档案按照形成单位分为四大部分,即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及山东都司档案、兵部提稿、《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实录稿本》(部分),形成时间上起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下至崇祯年间。这些档案虽然内容残缺不全,但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等多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研究明代历史弥足珍贵的资料。

为查赌博公文往来

    申文,是明代的一种公文形式,是上行文的一种。申文并不是明朝形成的,是继承前代而来,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的“状”。“状”是出现于汉代的一种上行文体,既可以施诸于君主,也可用于上级官府,在唐朝时成为官定正式文书。《唐六典》规定:“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状”既可用于近臣上达天子,称作“奏状”,百官向上级行文也可以使用,称作“状上”。由于将“状上”公文上报的行为称为“申”,宋代时,便演变为“申状”。

    在宋代,“申状”用于六部及其从官,下级对所隶属上级的指挥措施有不同意见,需要进行申述时,也可以使用申状。元、明两朝继承了申状这一文种。元代时,各部对尚书省行文用申状。另外,元朝不仅下级对所属上级用申状,在没有隶属关系的各部门之间,地位有高低之分时,低对高也使用申状。明代,各县、府州给上级单位的公文,直属府州及各处按察司给六部的行文都用申状。后来慢慢演化,“申状”改为“申文”,成为重要的上行文种之一。

    根据档案内容来看,此篇申文是关于赌博事件往来的几份公文中的一份。在此之前,登州卫向戚继光汇报过这一事件,并得到了回复。“仰该卫详报。其同伙人犯,据本犯已招在官,如果豪强有势之家,该卫难于拿处者,即便速呈……有司拿缉,以安地方,抄由缴等因。”“仰”在公文中表示切望之义,为上级命令下级的惯用词汇。登州卫据此批复继续查处,并呈上更加详尽的报告。“为此,今将问过犯人乔升等……蒙批呈,理合申缴。伏乞……。须至申者。”“伏”、“乞”也是传统公文用语,表示向上级衙门或者官员进行的请求。

鞠躬尽瘁为做好官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祖籍山东蓬莱,是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为政多年,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蓟州总兵,左都督,加少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继光袭父祖职位入仕,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管理登州卫的屯田事务,后晋升为山东备倭署都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扛起了抗倭戍边的重任,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在登州为官的十二年是戚继光仕途的开端,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戚继光签批申文档案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作为大明王朝难以计数的普通官员中的一位,他这一时期的经历无足轻重,史书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载。后来戚继光凭借抗击倭寇功成名就,《明史》为其立传。戚继光传洋洋洒洒三千余言,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述仅仅一句话,“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为此,这一份档案的存在更显得弥足珍贵。

    档案内容是关于地方赌博事,文字简短且不完整。登州卫呈报辖区内发生一起聚众赌博案,该卫奉命捉拿到了案犯乔升,另外两名案犯史辰、李氏在逃。参与赌博之人多为地痞、恶棍,地方豪强也参与其中。这些人聚赌偷窃,危害乡里,严重影响地方治安状况,甚至到了扰乱军纪的程度。戚继光要求地方官员将犯人缉拿归案,安定地方秩序。他在报告上批复:“看得详报招由,法虽已的,但棍伙结党败俗,情极可恶。且史辰、李氏,俱称未到官,该卫枉法曲护可见矣。仰卫务要拘获人犯,逐一完足,速招解夺,转会发落。此缴。”

    该批复措辞严厉,对地方官员“枉法曲护”的情况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参与赌博事件的人员身份背景复杂,甚至有“豪强有势之家”包庇罪犯。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不畏强权,要求不管案犯身份如何,务必全部缉拿归案。面对入侵国土的外敌,作为将军的戚继光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面对为害乡民的地主豪强,作为父母官的戚继光杀伐果决,令罪犯望而生畏。戚继光曾在一篇文稿中记录下这样的语句,“自觉二十岁上下,务必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戚继光的一生因抗倭而波澜壮阔,但抗击外侮保家卫国不过也是做个好官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终其一生,做个好官的初心不曾更改。

赌博之风屡禁不止

    戚继光在批复中提到“棍伙结党败俗,情极可恶”,从这几个字可以看出戚继光对赌博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究其缘由,还要从明朝赌博泛滥说起。

    大明王朝的赌博风气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遏制赌博,下令“凡下棋、打双陆的斩手”,下棋和打双陆是赌博的两种形式。参与赌博的人群范围广泛,上至皇亲国戚官员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地痞无赖,就连军队中都有严重的赌博现象,甚至有“进士不工赌博为耻”的荒谬言论。赌博的形式多样花样翻新,最流行的当属纸牌叶子戏,尤其受到上层社会士大夫们的欢迎。双陆、骨牌、骰子、斗鸡等则在底层社会中广泛传播。赌博泛滥严重影响明朝的社会风气,官员醉心于赌博,荒废政务,忽视军国大事。平民百姓沉迷于赌博,倾家荡产,闹事斗殴。军人沉迷于赌博,军备废弛,战斗力下降。同时,因为赌徒众多,造成各地无赖横行,开设赌场,无恶不作。

    全民赌博的恶劣风气影响很坏,对明朝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极大冲击。小赌输钱财,大赌输妻子。为了赌博,田产房屋、妻妾子女都能够作为赌注,顷刻间便能够家破人亡。明神宗年间,皇帝在宫中与太监和亲信终日赌博。上行下效,士大夫也纷纷开设赌场。赌博之风日益猖獗,举国好赌,史无前例。面对愈演愈烈的赌博风气,明朝政府也曾试图挽救。《大明律》中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此外,官府抓获赌徒,要头戴枷锁游街示众,以示惩戒。禁止京城内外开设赌场,违者严惩不贷。文人赌博,革去功名。军人赌博,发配边关。但即使是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不能制止疯狂的赌博活动,全民都沉溺于赌博之中无法自拔。官吏无心理政,将士无心操练,百姓无心劳作,各行各业都陷入混乱之中,明朝最终灭亡也不乏赌博盛行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