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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圣旨二三事之——诏书
作者(摘自):张虹 肖婷婷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08-13
  诏令文书是指中国古代皇帝或以皇帝名义所颁发各类皇命公文的总称,是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历代情况不同,赋予诏令文书的名称、用途和程式屡有变化,不尽相同。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君主专制前所未有,皇帝的诏令文书最为完备。清初,偏隅辽东山区各方面较中原均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满洲贵族集团入主北京,采取全盘沿袭接收明代政治体制,包括皇帝的诏令文书,但继续沿用明代原有的制、诏、诰、敕四种形式外,为了进一步加强皇帝统治和适应国情需要,又增加了谕、旨文书形式。这些制、诏、诰、敕、谕、旨均是民间俗称的圣旨。
 
诏书“圣旨”始于秦始皇
 
  诏,也称诏书,是中国古代帝王就某重大事件或决策周知天下臣民的文告,是帝王下达命令的诏令文书之一。
 
  周朝时,帝王将相上通下达都可用诏。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政权后,自诩“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号称皇帝,自称“朕”,并改其命为制、令为诏,从此诏书只能皇帝使用,成为皇帝将朝廷重要政令布告全国臣民的专用文书。
 
  秦亡汉继,汉代颁布皇帝命令的文书按不同用途分为4种,策书、制书用于赦赎任免,诏书用于下达政令及批示,戒书则用于训诫敦促。宋代有人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搜集诏令编成《两汉诏令》,并载有翰林学士洪咨夔所著一篇遗文,综述了汉代诏令的名称、沿革、程式、作用和传递方式等。
 
  魏晋乃至唐初,诏书仍为皇帝发布政令的主要文书。武则天改唐为周称帝后,于天授元年 (690),因避讳女皇武曌(zhào)之名,改诏书为制书,则天逝后唐中宗李显即位,又恢复诏书的使用。北宋宋敏求编辑的《唐大诏令集》,是唐代皇帝诏令文书的汇集。
 
  圣旨在中国封建社会时大多凡指皇帝使用的所有诏令文书,是泛指及统称,只有在宋、元时圣旨曾作为某种特定诏令文书的专称,而非凡指。《宋大诏令集》则是中国北宋九朝诏令文书汇编。原名《本朝大诏令》或《皇朝大诏令》。收集3800余件诏令,分门别类按时间编辑。
 
诏书强调天意不可违
 
  诏书“圣旨”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均有相对固定的撰写格式,各朝各代不尽相同,但诏书的书写无论是格式还是用词不可或缺的是标榜天命不可违。诏书起首行顶格书写,以示皇上尊崇无比;行文中若遇到“先帝”或“圣”、“祖”字样,也要另起行顶格写,以示尊崇,造成诏书的行不能整齐划一。
 
  如皇帝的即位诏书,在魏晋南北朝时以“应天顺时,受兹明命”起首,唐代则以“天命所归”、宋代以“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元代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开头,均标榜皇帝是在代表上天说话,皇权是上天赐予的,是正统的,秉承天意。
 
  明代时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对于君权神授即“天命”之说更为广加利用, 其诏书起首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清承明制,清代诏书亦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言简意赅。标榜中间叙述的正文即诏告天下事件的内容是天意。最后会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结尾。清代诏书大多满汉合璧。汉文位于右方,竖行自右往左书写;满文位于左方,竖行自左往右书写,满汉文尾日期相接,均齐年盖月加盖“皇帝之宝”御玺。超长诏书中间纸张接缝处钤“皇帝之宝”御玺,确保诏书的版本真实可靠。
 
  无论哪个朝代,其诏书用何词语起首,都不难看出皇帝们都在强调其统治乃天意,世人不得违背。
 
诏书天安门城楼宣读后誊黄颁行天下
 
  诏书为帝王向天下臣民宣告重大事件或决策的文书,大多集中反映了皇帝的施政纲领及国家一时的方针、政策及措施,故而封建统治者最为重视诏书的使用。
 
  清代,诏书由内阁撰拟草稿,经大学士定稿进呈,皇帝批阅后,以墨笔楷体,书于大幅染黄纸上。所谓染黄纸,是将纸张放入黄柏树汁中浸染至灭白为止,以达到防虫灭菌的效果。诏书用纸除颜色固定外,还有特定的云龙纹饰边框。 清代诏书大小不一,如文武殿试金榜纸高近80厘米,长度视文字内容长短而定,长者可达5米左右。诏书裱托二层,卷轴形式,虽大却十分坚固,不容易破损。由内阁制作完成后的诏书称为“诏黄”,以极其隆重而繁复的仪轨,送至天安门城楼上由宣诏官宣读,文武百官于金水桥南跪听行礼,象征皇命下达天下臣民。诏书宣读礼成后,由官兵仪仗队送至礼部,礼部秉仪接诏后誊写或雕板印刷多份,称为“誊黄”,是诏书的副本,分送全国各省。各地方衙署也需严格举行隆重的仪式于郊外恭接“誊黄”本诏书,于衙署行礼听诏,然后由总督或巡抚再一次誊写刷印,用以层层宣读或挂贴,昭示天下,以便皇命普天下尽人皆知。诏书正本即诏黄在当时的一般官员及黎民百姓是根本见不到的,臣民只能通过誊黄知晓诏书内容,因此现在民间遗存诏黄的可能性亦极微。

奉天新民、义州等地遭受水患雹灾蠲缓地亩租赋的誊黄(宣统朝)
 
清顺治皇帝情真意切的“罪已诏”
 
  顺治皇帝冲龄继位,24岁英年早逝。他在位18年颁布的大量诏书中,最著名的要属其临终遗诏。遗诏中除最后交待了帝位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名单外,其大篇幅内容是检讨自己执政的不足之处,累计14宗罪,可谓是一道“罪己诏书”。罪一,德行不高却继承了祖宗大业,但未能治理好国家造福于百姓。罪二、三,反复强调,年幼时父亲去世,未尽孝仪;如今又要先于母亲去世,不能孝养反给母亲带来痛苦。罪四,未能将宗室亲贵照应周全,以致亲情疏远。罪五,偏倚汉臣疏远满官。罪六,用人未能因材施用人尽其才。罪七,官员使用未能及时汰庸攫贤。罪八、九说的是,宫殿建造、器具及宫中花费太多。罪十,宠妃董鄂氏的丧葬因情谶逾礼制办的过于铺张。罪十一,过分信用太监造成营私舞弊。罪十二,贪图清闲安逸上朝过少,与大臣们缺乏沟通。罪十三,自以为是造成大臣们不肯谏言。罪十四,知错未改积弊越多。顺治自省的十四宗罪,虽不乏官方套话,但态度谦逊,言辞恳切,于公于私饱含歉意,体现了一位皇帝在生命最后时刻“其言也善”的至真之情。给自己的一生以慰藉,给后嗣子孙以警示,给天下臣民以交代。实事求是地说,顺治帝亲政后,励精图治,怀着天下一家亲的胸怀,相对温和地处理满族与汉族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掌控了除台湾以外的汉族抵抗力量,让天下快速安定。终其一生不失为有成之君。
 
康熙遗诏能否确切解开雍正继位疑案
 
  有关清代历史的影视作品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其中雍正胤禛被演绎的最为传奇,尤以其继位情节最甚。雍正继位的合法化在其继位之时就遭到质疑,传说种种,层层谜团,为清代几大疑案之一。
 
  关于雍正继位疑案长期以来有三种说法,一为篡位说、二为正统说、三为自立说。最为盛行的是矫诏篡位说,即雍正将康熙传位遗诏中“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个说法经不住推敲。首先,当时清朝使用繁体字,“于”应写做“於”,要将“十”字改成“於”操作困难,修改痕迹会相对明显。再者,清代行文中遇有皇帝第几子时,习惯写作“皇某子”,如皇四子、皇十四子,若按改“十”为“于”之说,“传位皇十四子”应为“传位皇于四子”,篡改之说字面上就行不通。再其次,清代的官方文字为清字即满文,诏书应为满汉合璧,康熙立储遗诏汉文部分无法做到完美篡改,而满文部分更是难上加难。满文是拼音文字,皇子被称为阿哥(age),如此皇十四子 “juwan duici age”、皇四子“duici age”,如若删除十“juwan”,是必出现字间距宽大空白的情况,需要部分涂改挖补重写,如此则过于明显。残酷的皇位之争是不会允许这样一叶障目纰漏的存在,现今也从未有过“传位于皇四子”字样的康熙遗诏问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康熙立储遗诏”最近于辽宁省档案馆浑南新址《清代皇室档案展》中展出,其中表述康熙传位立储君的汉文内容为:“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若按传说是将“固山贝子皇十四子胤祯”篡改为“雍亲王皇四子胤禛”,无论从字数、顺序、笔画都不是动几笔就能完成的。所展示的遗诏满文部分有所缺失,而缺失部分正是名字,这确与世人开了个大玩笑。因此有人说,正是无法完美篡改,所以才人为弄缺损的。先不论证缺损的时间和原因,若遗诏宣读之时就人为缺损,雍正的反对者们能够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吗?能够默许他顺利登基吗?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样不允许这掩耳盗铃错误的存在。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满文本《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00卷中载录了康熙立储遗诏,其中储君的名字 为“hūwaliyasun cin wang duici age in jen(雍亲王皇四子胤禛)”。
 
  如此是乎揭开了雍正帝继位谜案,还雍正之清白。但不难质疑,这份诏书非康熙亲笔,而是康熙薨逝后第4天方被昭示,是按照隆科多所传康熙临终口谕拟就,经由雍正和隆科多拟出,再由翰林院修撰而成。而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更是乾隆初年重新校勘精抄后于乾隆十五年送至盛京宫殿尊藏的。这背后是否仍有隐情呢?世间是否存在康熙别样的亲笔遗诏呢?或许康熙根本没来得及留下任何立储遗诏或遗言,雍正是自立为帝呢?这些疑问只能依赖清代档案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依赖历史工作者的研究考证。但目前这份遗诏是证明雍正继位正统合法说的最有力依据,它推翻了雍正矫诏篡位的传说。
 
  其实不必纠结雍正继位是否正统,他在位13年政绩卓著,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军机处,亲理军政事务;整顿吏治,惩治腐败;改土归流,巩固边疆等等,勤政务实、励精图治,较之其父康熙、子乾隆也不失为一代有为君主,也正是有了他强有力的承上启下,才有了中国历史上“康乾盛世”的美誉。
 
康熙遗诏
 
傅仪颁布“逊位诏书”终结大清帝国
 
  清代,有大事发生均会颁发诏书向国民通告。如更朝换代时,先皇有传位遗诏,或太上皇有退位诏、传位诏,嗣皇帝有即位诏,儿皇帝亲理朝政有亲政诏等。
 
  清代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仅在位三年被辛亥革命推翻。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以溥仪的名义颁发了《大清宣统皇帝逊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由此结束了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终结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皇权专制,实行共和体制。当时溥仪年仅6岁,并无行为能力,那逊位诏书的执笔起草者究竟为何人,当时也是众说纷纭。有说由张謇、杨廷栋和雷奋三人拟定的。而1912年2月22日的上海《申报》发表《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道:逊位诏书由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袁世凯进呈隆裕太后。清后未读完便已泪如雨下,随交徐世昌钤用了御宝。那诏书究竟出自何人呢?经史学工作者对文献及私人日记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分析结论是,清帝逊位诏书并非出自某某个人之手。较早提议撰拟逊位诏书的是资政院议员、协纂宪法大臣汪荣宝和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张謇。但根据张謇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足以证明,他既不是逊位诏书的最初草撰人,也不是最终定稿人。逊位诏书是北京的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双方即隆裕太后、袁世凯、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梁士诒、阮忠枢、张元奇、汪荣宝、徐世昌、朱芾煌、李石曾等人,就国体问题、皇室利益等问题,历时20余日,反复磋商、协调及修正,字斟句酌,尽可能维护清廷皇室颜面和利益,促成了国家社会的进步“共和”,最终双方认同,是集体运作的结果。同时还形成了另外三个具有法律效益的辅助文件,即《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目前这份《大清宣统皇帝逊位诏书》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见证。